“十三太保”在西北军中是怎样叫起来的，说法不一，不过一般认为是在1917年前后冯玉祥任陆军第十六混成旅旅长驻防湖南常德出任湘西镇守使的时候。
当时冯部拥有步兵四团，炮兵一团及骑兵、工兵各一营。以李鸣钟为步兵第一团团长，张之江为第二团团长，张树声为第三团团长，张维玺为第四团团长，鹿钟麟为炮兵团团长，刘郁芬为参谋长，至此第十六混成旅全体军官均为冯玉祥亲信，这是冯玉祥军事集团形成的开始。
所谓“五虎将”，即宋哲元、鹿钟麟、张之江、刘郁芬、李鸣钟等当初的5大团长。他们久随冯玉祥，在冯部极有威信。因勤奋好学，埋头苦干，逐步崭露头角，历任管带、营长、团长，治军才能得到充分施展。
在任湘西镇守使期间，他一面招募士兵、网罗|干部，一面将陆建章安插在第十六混成旅中的人陆续排挤出部队。他按照自行制定的标准招募的新兵，大多身材高大，体格健壮，作风淳朴，能吃苦耐劳，也易于接受组织和训练。
他打破了当时一般军队因循守旧的陈规陋习，创造了独具特色的练兵方法，又培养造就了一批能征善战的青年军官。即：机关枪营营长韩多峰、一团二营营长孙良诚、三团一营营长韩复榘、三团二营营长石友三、三团三营营长赵席聘、四团一营营长刘汝明、四团二营营长佟麟阁、以及炮兵营长孙连仲，其余也都是营级军官。
这些营级军官，特别为冯氏信任和倚重。冯部官兵在艳羡之余，于是套用了京剧《珠帘寨》中李克用宠用十三太保的故事，将孙良诚、孙连仲、韩复榘、韩多峰、佟麟阁、刘汝明、石友三、张维玺、程希贤、过之纲、闻承烈、葛金章、赵席聘等13名军官，也称之为“十三太保”。这名称的内涵既有戏谑，也有讽刺。
“太保”本是我国古代官职的名称，是辅佐太子的官。西北军中的所谓太保，显然是借喻
冯玉祥的这13名“太保”，从年龄上来说，大都是1890年前后生人，比冯玉祥年青一些。从籍贯上来说，都是北方人（淮河以北），比如石友三是吉林省人，过之纲是安徽省蒙城人，韩复榘是河北人，韩多峰是山东人，我把他们都称之为北方人。实际上冯玉祥西北军的成员，大抵也是北方人。
西北军的“十三太保”之所以得到冯氏的信任和倚重，除了这些人禀承了西北军的传统能忍艰耐苦外，还有两个主要原因，一是勇敢善战，一是都有一定的文化水平。凭心而论，在正史上冯玉祥的“西北军”是各路军阀的部队中战斗力最强的。
但真正有规模的“西北军”是在“北京政变”后、冯任国民革命军司令后独占大西北后才逐渐形成的，此时冯系势力因无发展空间，远没达到那种规模。
这些将领中，张汉卿最熟悉的莫过于宋哲元、佟麟阁、张维玺、韩复榘了。在这风云突变之际，张汉卿决定先从张维玺下手。此时他驻守在六安，正与人民军先头部队接上头。
张维玺在幼年时代曾经读过几年书，从军后又勤奋好学，博览兵书，在西北军里有“儒将”之称。
他不仅自己好学，对部下军官随时组织读书会，亲自督促他们学习文化和钻研武学书籍。张维玺当营长的时候，冯玉祥曾委托他编撰一本《军士勤务书》，作为连队中当班长的平、战两时职责、任务的规范准则。
这是因为张维玺是从当学兵出身，对于军士勤务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因而这本书写得很好，深受冯玉祥赞赏，印发全军军士人手一册，奉为圭臬。张维玺为撰写这本书而劳累过度，影响了目力，成了近视眼。
当时冯先生所部第十六混成旅，上自旅长，下至伙夫，全旅没有一个戴眼镜的。当张维玺向冯玉祥请示配制眼镜时，冯曾问他不戴眼镜能看多远？他答说能看五、六米达。从此军中就给他起了两个绰号：“六米达”和“张瞎子”。
张维玺擅长练兵，他对于练兵有独到之处，在西北军的同行中很少能出其右者。每届年终校阅时，无论是学科、术科、操场、野外或内务、卫生、军纪、风纪，张维玺部部是名列前茅。
就这样一个人才，却为冯玉祥所不容。据“奉情局”的消息，原因如下：
1921年春，冯玉祥得知曾与已结下夙怨的鄂督王占元将由武汉乘京汉路火车晋京公干的消息，曾经召集营长以上军官密议，在王占元路过信阳车站时把他扣留，要挟他清还积欠半年的全旅粮饷。
由于张维玺与王占元同为馆陶县的小同乡，张维玺竟把这个秘密计划偷偷地透露给王占元。王占元遂改道乘船至南京，转乘津浦路火车北上。冯玉祥对于王占元的忽然改道，断定有人泄密，经过百般访察，始知是张维玺所为。
但一因此事不便向外张扬，二因正值部队即将开拔，张维玺身任团长，且系一员有勇知方的战将，当时冯玉祥姑且隐忍未发。及至萧耀南从信阳抢占列车运兵鄂省时，张维玺知道冯玉祥不敢在明面上反对吴佩孚，因此驻守车站的他下令不予阻挡。
于是冯对他新旧账一齐算，用这个理由就把张维玺的团长职撤掉，转任师属修械所所长，这是一种降职降级的待遇。张汉卿就利用这一点，他派于学忠夜会张维玺，进行劝降。
于学忠在武汉与张维玺曾有一面之缘，彼时不过是一营长，不出两年时间，一跃而团长、旅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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