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边三方说曹锟为贿选总统，这边吴佩孚则请曹锟明发总统令，任命自己为讨逆军总司令，讨伐张作霖、段祺瑞、孙逸仙的联军。
吴佩孚早已经在京多时。贿选总统丑闻一出，直系众叛亲离，他对此怒发冲冠，匆匆从洛阳赶回北京，戎装上阵。
这是他为人称道之处，也是最大的政治失误“愚忠”。本来津、洛分歧已久，吴亦有独领一军的能力，但他感于曹锟的信任和提拔，始终维护着曹锟的地位，从无取而代之之心。
“盖北人对长官之忠，非发生于公的认识，全基于私的情感，服从之外，更有报恩的观念”。《国民日报》去年之言犹在耳，难道就应在他身上？
吴佩孚在军事上却绝非等闲之辈，他的直军虽然只有14个师又2个混成旅，但大都是身经百战，训练得当，战斗力丝毫不逊于人民军与奉军任何一支部队。
在北临奉军、南有人民军形成两面夹击之战略态势时，他一面以主力集聚在北方，企图速战速决，在将奉军打回关外后再倚铁路交通之便回兵黄河以南迎击人民军。
他的军事部署无疑是很正确的。
尽管同比之下，吴佩孚军队的战斗力媲美奉军甚至还要高出一着，对人民军也有老兵对新兵这种心理上的优势，可是架不住对手的兵多啊。
整个奉系的优势就是兵多粮广、后勤充沛，这也是直军的劣势。如果双方在南北两个战线进行拉锯战，直系肯定要吃亏----黄河以北是平原，一马平川易攻难守，如果人民军全面开花他将防不胜防。
所以为了在人民军背后形成牵制，使之无法尽全力进攻，他暗中联络川、滇、黔、桂诸路军阀，并利诱宁夏省长马廷勷起兵，力图在人民军控制下的西北、西南、东南方向全面发起战端，拖住人民军北上的步伐，给直军在北方最终战胜奉军创造有利时间。
只是盘算容易，实际执行难。不说如此之多的军队来回迂动是否如纸上谈兵那么容易，就是集中主力一战而胜奉军，这个机会虽有但经过多年充实的奉军已非吴下阿蒙。关外天津、唐山、秦皇岛等地是张汉卿重点建设的地方，是奉系在关内的工业重镇，自然有重兵把守，是谓生死之战。
另外川、滇、黔等诸路军阀在这种关键时刻能否做他的膀臂行使围魏救赵之策还要重重地打个问号。
云南、贵州远偏一隅，两地环侧有桂、川诸路列强，且自身孱弱，对直奉大战谁胜谁败并无切身之痛，因此对吴佩孚的游说虚而不答。他们抱定了主意，谁胜了，谁就是正统的中央，当然在名义上就要服从。
桂系自陆荣廷败退，内部一直陷入纷争，渐渐地以李宗仁、白崇禧为首的新桂系崭露头角。李宗仁有政治家的谋略，白崇禧有军事的敏锐性人称“小诸葛”，他们才不会贸然出头。
他们已打定了先平定广西内部，再视形势伺机而动的方针，因此对吴佩孚所提的只要桂军在人民军华南背后发动攻势，战后东南各地均在其榖中的大饼仅抱以道义上的支持----因为不管如何，曹锟已是合法的大总统----至于出兵，军饷、装备均不足，请中央给予补给吧。
马廷勷在不得已降张汉卿之后，一直念念不忘“回人治回”。虽然张汉卿控制下的人民军政|府给予了很高的自治权，仍不能满足其欲望。只是人民军势力强大，这个念头一直隐而不发。吴佩孚所言，正合他意。
只是西北人民军拥有4个师的强大兵力，他只能冀希望于川军的率先行动，自己也伺机在背后插一刀。
然而因为川、滇、桂、黔各路军都各有算盘，对强大的人民军力量均怀忌惮，最终反奉之事只停留在构想中。马廷勷孤军当然不敢造次，只得观望风向。
为防止人民军从陕、鄂、皖、鲁等地在背后夹击，吴佩孚破釜沉舟，将驻河南各军全部撤往黄河以北，仅在黄河南郑州、洛阳安排张福来第24师及一个新编师、萧耀南第25师及一个新编师分别依铁路驻守，张及萧分别为两地司令。
他的意图是在北方集中优势兵力，在关内速战速决，打垮奉军。黄河天险不易渡过，只要有几天缓冲时间，解决关内直军不是问题。到时候携胜利之威，又有中央正统之名，不怕局面不向有利于直系的方面转化。
本来张福来的资历尚不足以指挥豫军，他用张福来是想讨个口彩。不过，北京城里有名的《世界晚报》却在报道时把张福来变成张“祸”来，害得吴佩孚满世界通缉其社长成舍我，并且因此疑神疑鬼，总觉得北京城里不太平。
皖系仅剩的地盘在浙江，因为各方纷纷表态，浙江督理卢永祥也以反贿选之名向直系江苏督军齐燮元进攻，从而使江浙战争提前了一年多。为了给皖系打气，张作霖发电给曹锟称：“将由飞机以问足下之起居，枕戈以得最后之回答！”
华南人民军也从侧面支援北方的战事，于学忠以两师之力组成北伐军，讨伐亲直系的福建督军孙传芳。人民军从潮州出发，直逼漳州、厦门，之后将稳打稳扎依次从泉州、蒲田控制福建的政治、文化中心福州。
因为福建多山，于学忠受张汉卿示意，并不以急攻为要，而是造成声势；同时华中人民军在江西驻军已经奉令在抚州集结，准备南北夹击福建。人民军将尽可能造成即成事实，为在战后多分一杯羹打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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