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各方诸侯在为人力、地盘、财政如何划分还在争吵不休的时候，两位有着共同的使命感的“革命”元勋却在北戴河边探讨中国未来的政策走向。
信步海边，海风拂面。张汉卿对孙逸仙畅谈他的改良的“三皿煮义”理论：
“中国的前进步伐是无论如何、任谁也阻挡不住的，中国一定会再次强大起来，学良对此深信不疑。但是目前的局势不容乐观：各方军阀争战不休，消耗着国家残存的一点元气。就整个中国而言，尚未建成独立健全的工业体系，国家迫切需要休养生息。
我们现在虽有中华民国之名，尚无中华民国之实，循名责实，彻底实现人民权力、八小时工作制和彻底的土地革命纲领，这就是今天的工作。
中国的经济，一定要走‘节制资本’和‘平均地权’的路，决不能是‘少数人所得而私’，决不能让少数资本家少数地主‘操纵国民生计’，决不能建立欧美式的资本主义社会，也决不能还是旧的半封建社会。谁要是敢于违反这个方向，他就一定达不到目的，他就自己要碰破头的。
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归这个共和国的国家所有。凡本国人及外国人之企业，或有独占的性质，或规模过大为私人之力所不能办者，如银行、铁道、航路之属，由国家经营管理之，使私有资本制度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此则节制资本之要旨也。
中国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是农民，这是小学生的常识。因此农民问题，就成了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农民的力量，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农民之外，中国人口中第二个部分就是工人。中国有产业工人数百万，有手工业工人和农业工人数千万。
没有各种工业工人，中国就不能生活，因为他们是工业经济的生产者。没有近代工业工人阶级，革命就不能胜利，因为他们是中国革命的领导者，他们最富于革命性。在这种情形下，革命的三皿煮义，新三皿煮义或真三皿煮义，必然是农工政策的三皿煮义。
如果有什么一种三皿煮义，它是没有农工政策的，它是并不真心实意扶助农工，并不实行‘唤起民众’的，那就一定会灭亡。
政|府将采取某种必要的方法，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实行中山先生‘耕者有其田’的口号，扫除农村中的封建关系，把土地变为农民的私产。农村的富农经济，也是容许其存在的。这就是‘平均地权’的方针。这个方针的正确的口号，就是‘耕者有其田’。
人民军或者说奉军已经在工业、农业、交通、教育和贸易上有了长足的发展，这与农业上的‘土地改革’、工业上的‘国家所有制’的制度分不开的。
依靠国家作为后盾，扶持了事关国计民生的各产业，使得财富、支配权归于国家，加强了政治的稳定和经济的繁荣，也为交通突破、义务教育、贸易自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只要保持这样稳定的状况十年，中国一定可以再次立于世界强国之林。”
孙逸仙对张汉卿所提出的党管军队的建军原则和人民军的成就非常赞赏，称这是他多年以来一直所梦寐以求的，也对张汉卿所提出的国民党应该也“扶助农工”的政策有所领悟。
只是他怀疑，当中国真正实现了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甚至强大起来后，执政的人民党是否能够真正放弃领导者地位，从“军政”、“训政”走向“宪政”，从而换来完全意义上的皿煮？
张汉卿很好地回答了他的疑问，他说：“所谓皿煮，即是人们当家作主。欧美的皿煮是自下而上的，经历了一个长期的历程。而中国是一个有着二千年封建历史的国家，本身并没有完全皿煮的基础。将资产阶级的皿煮直接加诸于中国国家制度上，对中国而言并不是一件好事。
现在的中国，应该仿照苏俄，集中全部的力量先进行驱除外侮的工作是当务之急。但是中国目前的国情决定现在的皿煮是需要集权的人民党|领导下的皿煮，而非曹锟式的选举。
中国人多地大，更容不得乱，党派林立、军阀四起是祸乱的体现，但根源则是中央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中国式的皿煮还没有一个正确的模式，还需要在将来进行长期的摸索。将来人一定比现在的人要聪明，他们会想出办法来的。”
“人民党立党基础便是在党内实现皿煮（集中），这一作法目前看来是成功的。等到中国统一了，这个办法可以向政|府内转移。学良虽然不才，却知道民可以载舟，也可以覆舟的道理。”
孙逸仙颔首说：“人民党统一天下的趋势已经不可避免，但由于集权的原因，会不会在经历了一个时期后，腐化从党内开始，以至于威胁到政权？因为集权，将无法形成有效的监督体制？”
这个问题张汉卿自信已经解决了，他说：“国家统一后，仍然需要人民党|领导全体国民进行政治经济的大发展，但是作为重要的监督体制，我准备首先进行司法的完全独立，这样，即使是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都会同西方一样面临着司法的约束。
除此之外，国家开禁对新闻系统的控制，让人民的声音真正成为执政|党的一面镜子。在机会成熟的时候，国会仍然需要成立并且发挥作用----三权分立仍然是中国走向政治成熟的方向.
只是，在此之前，或者在此之后，人民党都要发挥其独特的作用，在立法、行政权上的完全皿煮起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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