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自然可以以“民意”为名控制局面，各个击破。

    这个伎俩袁世凯当初曾加诸张作霖之手，叫做驱狼吞虎。

    张作霖大喜，认为可行，因而依计加紧了对冯系军官的压力：一会儿放风以统一财政为名，要统筹安排各部军饷----孙岳就是因此而支撑不住导致散伙的；一会儿要求统一削减军人，国家不再供养冗员，使之私底藏兵成为不可能。

    张汉卿还派人暗中告知张之江：“山西阎锡山独立于中央之外，早有心惩处。如果国民军能够驱逐阎锡山，中央政|府将委任你部常驻山西，委你为山西省长。”

    不要说省长的诱惑了，就是为了保命，国民军也要拼命啊！既然在北京惹人厌，离开就是最好的出路了。

    在此情况下，为了保住实力，当年夏天，北京政变以后迅速发展起来的冯系国民军，把主力开出北京，兵分两路，陈兵山西北部边境。东路军以鹿钟麟兼总司令，驻于南口、多伦两地；西路军以宋哲元为总司令。

    意图是明显的。在这个时候，他们也不管大家都是以孙逸仙为圭臬，严格讲起来也是革命一家了。在生死关头，死道友不死贫道是人的本能。

    山西被国民军包围的水泄不通，兵工厂用的材料也运不进来，面临严重的威胁。为了准备直接与国民军作战，阎锡山调兵遣将，布防于大同一带。商震被紧急从石家庄调回，出任前敌总指挥，驻指挥作战。

    8月18日，国民军西路军分从得胜口、杀虎口等处发动进攻。商震指挥晋军各部拼力抗击，激烈的战斗持续了七八个昼夜，双方形成对峙，战局呈现胶着状态。

    冯阎大战，乐坏了张作霖。无论谁胜谁败，渔翁得利之事是做定了。

    阎锡山也认识到这种消耗对奉强晋弱的时局更为恶化，他认为：从南口仰攻居庸关伤亡很重，攻不下来。须将晋军撤下来，开到雁门关一线，作好防御工事，采取守势。彼军并无后援，不能持久，久之必败。遂命商震“暂撤至雁门关之线，集结兵力，先取守势，待机进攻。”

    依照阎锡山的命令，商震放弃大同城郊及其外围部分地区，扼守大同及雁门关等要隘，利用地形，沿长城构筑阵地，待机出击。

    鹿钟麟同样也洞悉了张作霖的阴谋，但形势已骑虎难下。不得已下令北路军北进归绥，意图以绥远之地为依存，徐图渐进。

    此举却惹恼了张汉卿----归绥、包头等地是他发展北方工业的重要的原材料基地，怎能被国民军占领？他通过张作霖连下电令，申斥鹿钟麟：“纵兵匪乱地方，扰乱绥远安定。”并命令人民军对其进行“围剿”。

    8月中旬，人民军卫戍军区部队奉命攻占多伦；下旬，在热河、察哈尔驻军的紧逼下，国民军从南口撤出。

    于此同时，晋军转守为攻，国民军陷入被动，开始从晋北撤军。8月24日，阎锡山宣称“晋省境内已无敌踪”。在此期间，国民军败军之将韩复榘、石友三、郑泽生等率部在商震的劝诱下投晋。

    张之江不得已宣布停战，可张氏父子哪里会给他机会？早把紧箍咒套在他的头上，不成佛是不会让它消逝的。要知道为了吃掉这块心腹大患，张汉卿已经动用了西北、华中、华东、华北的几路兵马，已经做好了专打先输者的准备。

    国民军胜，则从四面进山西；国民军败，则收拾它。

    现在的国民军已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它既打不过有地利之便的晋军，更不敢招惹虎视眈眈的人民军，关键是朝中没有帮它说话的。

    因为自袁世凯死后，北洋各系之间打了无数次仗，好不容易统一见到曙光，舆论也一边倒地倾向于建立统一之中央政|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