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汉卿永远不会忘记后世一位伟人的名言：“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无论是在国力凋蔽的旧中国，还是百废待兴的新中国，或者在改革开放后的环境里，没有任何先进的技术是可以通过引进实现的。中国所能依靠的，只能是中国人自己的勤劳和智慧。
因为重视教育，奉系在短短几年内即春笋崭露，显示了知识的良好作用，它在军事上的强大，无非是靠着东北讲武堂、武汉军校以及后来的国防大学培养人才。
一所东北大学，投入上虽然多了些，但想想它为东北工业振兴和经济昌盛提供的巨大支持和源源不断的后劲，这一切都是值得的。
想想日本，借着甲午赔款的资金投入教育，即迅速“脱亚入欧”，成为新的列强；而美国，尽管有严格的移民政策，但对于高层次人才的引进上，却是大开绿灯，不遗余力。想想人才的培养国花费了多少代价才成功地把一个人变成“人才”，在享受成果的时候却被美国一把揽了去，长此以往，美国焉得不发达！
在有机会入主中央后，尊师重教这一主题重又摆上案台。
在中国，对教育先后有几个弯路：从解放前的尊重知识分子，到文|革中的“臭老九”被贬得一钱不值，又到改革后的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然后再到被多方诟病的所谓“产业化”的教育体制改革，所谓“拿手术刀的不如卖茶叶蛋的”，又到张汉卿穿越前的教师待遇的重新提高。
中间反反复复，人才被浪费和埋没了一代又一代。
近代中国的落后，与国民素质的落后是分不开的。由于满清统治者的愚民政策，现代意义上的教育只是在中国的国门被船坚炮利的西方帝国主义者打开之后才初具雏形。
但是不能因此说，二十一世纪的教育工作者的地位是多么高尚、待遇是如何有巨大提升。比较在民国初，教师----确切地说，是教授的待遇是非常高的。
说起民国时的教授，不少人钦佩和羡慕。因为那时候的知识分子与今日知识分子不可同日而语，学识高地位高收入丰。
拿鲁迅先生来举例，人人都知道鲁迅写稿、当教授收入颇丰，但鲁迅究竟有多富呢？有人说鲁迅是“百万富翁”，统计出鲁迅在1912年鲁迅到北京教育部任职到1936年去世的24年间，总共收入12万多银元，约合今天人民币480万元。
此种可能不是没有，因为从鲁迅日记的主要内容所记录的收入情况以及民国时教授们的待遇来看，以鲁迅当时的收入确实算得上富翁。
“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除了鲁迅，民国的其它教授的待遇如何呢？民国教授的经济状况与现今教授有着怎样的差距？
据1927年6月公布的《大学教员资格条例》20条及《大学教员薪俸表》规定，当时的教授一级月俸国币500元，约合今天人民币17000元；副教授一级月俸340元，约合今天人民币12000元；讲师一级月俸260元，约合今天人民币9000元；助教一级月俸180元，约合今天人民币6000多元。
李书华先生在《七年北大》一文中谈及民国时期北大教授的待遇则说：“北大教授待遇最高薪每月大洋二百八十元，也有每月二百六十元或二百四十元。讲师（注：非级别也，乃兼职教师之称谓，鲁迅时为教育部职员，兼职于北大亦只为讲师）待遇按每小时五元计算。助教薪水大约每月五、六十元至一百多元。”
有人曾将民国时期北大的教授月薪做过换算，称北大教授的最高月薪280银元（大洋），约合今天人民币12000元；即使并非专任的“讲师”，不领固定的月薪，按授课钟点每小时5元计算的话，若每周8至10小时，收入也可达每月160至200银元，约合今天人民币6000至8000元。
也就是说那时的教授，每月仅外快就可赚六到八千元。当然当时的北大教授队伍远不及现在庞大，仅约80名而已。
李书华先生还说“北京生活便宜，一个小家庭的用费，每月大洋几十元即可维持。如每月用一百元，便是很好的生活，可以租一所四合院的房子，约有房屋二十余间，租金每月不过二、三十元，每间房平均每月租金约大洋一元。
可以雇用一个厨子，一个男仆或女仆，一个人力车的车夫；每日饭菜钱在一元以内，便可吃得很好。有的教授省吃俭用，节省出钱来购置几千元一所的房屋居住；甚至有能自购几所房子以备出租者。”
其实，民国教授大多根本不需要租房子，比如国立清华大学当时是给教授们提供免费住宅的。1933年春，清华西院住有闻一多、顾毓秀、周培源、雷海宗、吴有训、杨武之（杨振宁之父）等近50家。
闻一多所住46号“匡斋”是中式建筑，共有14间房屋。在当时的1935年初，闻一多、俞平伯、吴有训、周培源、陈岱孙等教授又迁入清华新南院，据说新盖的30栋西式砖房，一人一栋。条件优越得无可挑剔，书房、卧室、餐厅、会客室、浴室、储藏室，电话、热水全配备，应有尽有…
这也是民国时代被称为“知识分子天堂”的由来，由此塑造了他们的风骨：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虽非圣人亦不远矣。他们的人格、骨气、言论经得起跨世纪的检验，可谓历久弥新。
时至今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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