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对日力量的增长，使中国对日政策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以张作霖、张汉卿父子为主要的对日强硬派占据着越来越大的力量，连一向对日畏惧的吴俊升也转换枪口，引导着国会的舆论向日据的关东州开火。

    在政|府的日常工作中，如何使关东州回归国家也是对日政策的焦点。

    只是中国近几年的发展有点像暴发户，从增长指数看一片大好，但由于长期受到列强的欺凌，在对外底气上仍显不足。近半个世纪的束缚导致的工业底子差，基数少，起步晚，与日本这样工业革命累积了几十年的大国还是有一定差距。

    俗话说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日本能以一隅打败北极熊，绝非浪得虚名。

    考虑到国家经济刚刚走上正轨，与老牌帝国主义强国英、法、德等的工业实力还有很大差距，离美国更是不可同日而语，所以民国政|府在大方向上还是选择了低调。

    作为指导，张汉卿用一句十六字方针概括了中国未来一段时间的对外政策：“韬光养晦、埋头发展、有所作为、有所不为”。

    日本在一个世纪前即制订了堪称“完美”的大陆政策，也一直视远东及朝鲜为其“生命线”，所以从政|府的政策延续、国民的精神上已经给“满洲”加上了紧箍咒，成为欲罢不能之势。

    武力夺取关东容易，用张作霖的话说是“二十几万东北军还不让这几万关东军包了饺子”？但是日本国民是不能忍受这种象征着日本帝国的灵魂的丢失的，中日必将提前发生一场大战，这为初生的民国政|府所不能承担。

    当然以目前这种中国力量远超正史、国家工业交通能力越来越强的局面下，日本是否还敢先发动一场注定是持久的战争的变量越来越小，至少目前不具备这个条件；而中国应对这场战争的本钱在积累，底气在充实。

    不能主动开打，不意味着可以坐视日本在关东的发展和坐大。继1922年老奉系将日本势力牢牢地限制在南满铁路沿线后，张作霖政|府对东北的铁矿、煤矿、森林、农田的控制越来越严苛，也已经有多起日人越界深入东北境内被“不明人员”斗殴致死的事件。

    对此中国政|府以1922年之声明为理由发表谈话，反谴责日本政|府不能约束国民遵守边界，以致有此争端。外交部一再重申：“不能容忍日本人违法越界、因此也不能保证非法入境之日本侨民在中国的安全。”

    东北人民为争取关东州的解放做了大量的工作和牺牲，“五卅运动”后在东北日本各大中工矿企业中的中国人纷纷离职转入国有企业，使日本在东北的企业遇到了第一次“用工荒”。

    随着中华民国政|府对东北矿业的控制和对日本企业的束缚越来越紧，使得日本在东北扩大再生产困难重重。京佳线的开通，不但分流了南满铁路的客货运量，使其对中国的战略影响大大降低，还使得日本国内对华政策有了些微的转变。

    众所周知，自1924年起，为摆脱经济困境，日本原外相推行与英、美妥协的“协调外交”和对华尽量避免武力的经济侵略政策。

    因为中国国家力量的增强，民众对于国家的认同感和使命感也在同步增长，就是在今年，著名的诗人闻一多写下了他著名的《七子之歌》。对日本，向中国民众发出了索回日据关东州的呼喊：

    “我们是旅顺，大连，孪生的兄弟。

    我们的命运应该如何的比拟？

    两个强邻将我来回的蹴蹋，

    我们是暴徒脚下的两团烂泥。

    母亲，归期到了，快领我们回来。

    你不知道儿们如何的想念你！

    母亲！我们要回来，母亲！”

    中国民众的“不友好”表现与中国政|府的日渐强硬态度，使日本继续推行延续近一个世纪的“大陆政策”变得渐渐虚幻起来：日本一直视东亚大陆为其生命线，本来想通过朝鲜这块跳板，融合中国东北、内蒙古东部，成立亲日的满蒙政|府 （历史上也是这么干的），利用其资源，为支持日本的扩张打下基础。

    日本在明治维新后，走上近代工业化国家之路，“日本四面环海，若以海军进攻，则易攻难守。若甘处岛国之境，则永远难免国防之危机，故在大陆获得领土实属必要。如要在大陆获得领土，由于地理位置的关系，不能不首先染指中国与朝鲜”。由此可见，日本对大陆的向往一直根深蒂固。

    甲午战争前，远东地区基本是俄、英争霸，中国和日本的情况虽有不同，但都受到不平等条约的制约。甲午战争的胜利，使日本一跃成为亚洲强国，完全摆脱了半殖民地的地位。而中国的国际地位则一落千丈，财富大量流出，国势颓微。

    甲午战争的失败，对中国社会的震动之大，前所未有。一向被中国看不起的“倭寇”竟全歼北洋水师，索得巨款，割走国土。朝野上下，由此自信心丧失殆尽。清政|府的独立财政至此破产，靠向西方大国举债度日。

    甲午一战，日本成为亚洲的暴发户。签订的《马关条约》，光战争赔款就有二亿三千万两库平银；舰艇等战利品价值也有一亿多日元。

    而当时日本政|府的年度财政收入只有八千万日元！

    当时的日本外务大臣高兴地说：“在这笔赔款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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