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安持看来，章越也是回以笑着点了点头。

    此刻炉亭里众人吵个不停，章越则放下文章向吴安持走去。

    吴安持笑道：“众人都在争论，为何章兄独在背文章呢？”

    章越本要装着不知道的样子拍几句王荆公的马屁。但转念又想以自己与吴家的交往，对吴安持岳父是谁，应有所了解才是，如此不是很虚伪？

    不过自己喜欢人家的文章那是真的，如此又有什么不好意思。

    章越索性拿出一副对‘此公文章深有研究’的样子道：“吴兄，吾窃以为当世诸公除欧阳学士外，当属王公的文章第一。”

    “哦？真有此事？”

    章越道：“吾往日素喜《伤仲永》，《游褒禅山记》，但吾近日读《读孟尝君传》却更叹服。”

    见吴安持微微疑惑，章越笑吟道：“世皆称孟尝君能得士，士以故归之，而卒赖其力，以脱于虎豹之秦。嗟乎！孟尝君特鸡鸣狗盗之雄耳，岂足以言得士？不然，擅齐之强，得一士焉，宜可以南面而制秦，尚何取鸡鸣狗盗之力哉？夫鸡鸣狗盗之出其门，此士之所以不至也。”

    章越言此看吴安持的脸色道：“读到最后一句，直如‘老吏断狱案’实拍案叫绝！”

    这篇《读孟尝君传》不足百字，但读来就是给人感觉一层一层抽丝剥茧，四五处转折后，最后一句简直犹如神来之笔！

    同时章越也有一个意思。

    王安石举孟尝君的例子，不是慎交友么？

    你吴二郎君在太学之中不也是如此么？

    吴安持果真深以为然地道：“然也，自古以来皆称孟尝君好得士，然而君子与小人岂可共处哉？”

    “是以与善人居，如入芝兰之室，久而自芳也，与恶人居，如入鲍鱼之肆，久而自臭也。墨子悲于染丝，是之谓矣。是故君子必慎交游焉！”

    吴安持闻言笑了笑就没说什么了。章越心道，这吴二郎君好难亲近，看来要结交此人还真不容易。

    想到这里，章越返回到座位。但听堂上愈争论愈激烈，这些太学生也真是什么都敢说，居然从庆历新政批评至官家头上了。

    这特么胆也太肥了。

    宋朝风气就是如此，不仅太学生如此，连官员也差不多。

    当年直接导致庆历新政失败的进奏院案，一名官员写了一首傲歌简直狂出天际。

    一句‘醉卧北极遣帝扶，周公孔子驱为奴’，后一句不说了，前一句居然要皇帝搀扶自己。

    庆历新政到底为何失败，不少人都将原因归究至宋仁宗前后反复，不能坚持的身上。

    但章越觉得有些错怪宋仁宗了。

    庆历新政，其实就是一个不成熟之举。

    当时朝廷经过与西夏之战的阵痛，故而仁宗皇帝仓促决心改革。他将范仲淹，富弼召回中央实行新政。宋仁宗本认为他们会立即拿出一个切实可行之政策，但议论了半天，范仲淹最后才上了十条建议，也就是后来的‘范十条’。

    范十条条条都是针对宋朝当时最大的问题三冗（冗官，冗兵，冗费）而来。

    从范仲淹，富弼进入中枢到最后离开，新政不过一年即失败了。

    为何如此？

    宋仁宗一开始就没有作好新政的准备。范仲淹变法的失败，让他意识到变法的时机还不成熟。官员们认为‘规摹阔大，论者以为难行’。

    反对的人实在太多，真要推行新政会触动到根本。

    为何有三冗？

    说白了，还不是当初当朝者自己设计的。三冗设立就是为了解决一系列问题而存在的，现在你要废除三冗，那么反过来说当初的问题解决了吗？

    没有解决就废除，就动摇根本了。

    还有就是准备不充分的问题了，宋仁宗一开始就没想变法，被西夏打痛这才让范仲淹来试一试。新政实行了一段，才发现什么叫‘不上秤没有四两重，一上秤一千斤都打不住’，原来问题这么多。

    ‘范十条’还称不上大刀阔斧，但暴露的积弊之深令人触目惊心。

    面对如此多的问题，范仲淹，富弼一直呼吁扩大相权，来推行变法，彻底压下反对的势力。

    但扩大相权，又触动到根本了。

    最后变法失败了，宋仁宗还是将富弼，韩琦，欧阳修当年支持新政的人都在朝堂上，而且一直受到重用。

    至于变法中州县兴学，兴办太学的政策仍在。对于变法党所在的太学，一直给予政策倾斜支持。

    如这一次国子监解试额额从四百五十人增加到六百人，但太学生也才七百多人，就算加上广文馆生也不过一千多人。

    几乎达到三人解一人的比例。

    再想想福建，浙江解试一百解一人的比例。

    前人种树，后人乘凉。

    王安石变法时都取胡瑗的学生为新党骨干。不过王安石当政后，新的太学生又反对变法，这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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